乳腺癌患者:杨女士
- 发布时间:2019-02-07 12:22
杨莉。43岁,罹患乳腺癌后在杭州化疗。
当时由于化疗带来的巨大副作用而感到痛苦万分,医生只说了句:坚持吧……
经历了国内手术、多轮化疗和放疗后,杨莉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,癌细胞反而扩散到了骨头和肺部,而且发展极快。
杨莉意识到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考虑再三,杨莉决定到美国看病。
全球癌症生存率数据方面的研究组织CONCORD-2在2014年11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,收集了来自67个国家的279个癌症登记处数据,对2570万位成年癌症患者及7.5万位儿童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,调查范围包括结肠癌、乳腺癌、直肠癌、肺癌等多种癌症。
该调查显示,美国癌症病人的总体5年生存率达到了66.9%,居全球之冠,相比之下,中国癌症病人同期的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30.9%。而具体到杨莉所患的乳腺癌,中国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73%,而美国为89%。
杨莉申请了美国医疗签证,开始准备赴美治病事宜,这时候,她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,腰开始疼痛,而且还会呕吐,去检查,胸腔里也出现了积液。飞机开始下降,机舱广播提醒杨莉,美国就要到了。这时候,她的行动已经不便,救护车在机场等待,随时准备接上她赶往医院。
中美医疗投入的巨大差距
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是中国人的近224倍。就整体的健康和医疗情况而言,美国人的肥胖率、糖尿病比例、心血管疾病比例居高不下,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81岁,仅居并列20位。但如果一个身在美国的普通人罹患癌症后,却可以预计能够比在日本或欧洲发达国家多活1-2年。
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有趣的反差?
医疗和研究投入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。据法新社估计,2014年,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.5%,人均420美元,而癌症研究又仅占医疗卫生支出的0.1%,也就是说,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癌症研究投入只有0.42美元。相比之下,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7.1%,人均9403美元,癌症研究经费占其中的1%,癌症研究投入人均为94.03美元。简单来说,单是癌症一项,美国人享受到的医疗投入就是中国人的近224倍。这只是国家经费,没有算上私人募资和商业投资:美国现有超过260家专注于抗癌的NGO组织——这比该国为心脏病、艾滋病、阿尔茨海默症和脑卒中设立的NGO组织总数还要多,而这批NGO组织的年预算总额超过22亿美元。
癌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疾病,而是由许多疾病亚型所组成,不同亚型的癌症发病机制不同,治疗方式和预后也千差万别,比如杨莉所患的乳腺癌,目前就有10种亚型,研究投入越多,就意味着可以对每种亚型的研究更深入,治疗手段也可以更精准有效,减少以前粗放型放化疗,“杀敌一万自损八千”的后果。
杨莉被送去了预约好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。她的情况已经很危险,在医院里,一度需要进入重症加护病房。好在,随后的治疗证明,杨莉当初选择赴美治疗是正确的。4个月过去了,她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,只需要定期去医院门诊接受化疗,化疗的副作用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她在休斯敦的寓所接受采访时,电话里还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。她说,自己正在等待新的检查结果,如果转移病灶(癌细胞转移)得到了有效控制,就可以回国口服化疗药控制病情。
中美新疗法、新药物的对比
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,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,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。杨莉的治疗费和在美国的生活花费目前总共达15万美元左右,其中包括前期病情危急时住了4天ICU的高额费用。看似费用高昂,但若在国内接受同样的治疗,费用也不一定会降低多少。进口药物自付比例奇高,一直是中国病人的巨大负担,很多病人为了不把一家人拖进一贫如洗的境地,只能选择放弃治疗。据彭博社统计,中国进口肿瘤药价格是美国价格的80%至120%,中国患者个人高需要支付全价的77%,而在美国,个人仅需要支付22%。
2014年,全球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消费总额达1000亿美元,较2010年的750亿有显著增长。其中,美国的肿瘤药物支出超过其他所有国家,占总消费额的42.2%。相比其他任何国家,美国人可以使用更具革新性的药物,因此在整体生存率方面获得显著益处。尤其是一些较罕见、预后较差的肿瘤,基础研究和相关医院的科研实力对病人的生存机会影响极大。
杨莉讲述了在美国治病时跟国内显著不同的感受:“大的区别就是治疗的痛苦大大减轻了,原先在杭州化疗时太痛苦了,一个大病房12个人一起化疗,一个吐了全都一起吐,一个吃的饭菜味道冲一点,其他人照样一起吐。问医生有什么办法,医生只会说,坚持吧,不行就点滴营养液维持着。”但是在MD安德森医院,接受化疗的大部分病人是不需要住院的,他们在独立的病房打点滴,里面有电视有网络。
杨莉说,“我开始时觉得,不住院怎么行?会出事的吧,可是真没有,医生和主管护士总是说,‘有什么不舒服都不要忍着。’不管是疼痛、恶心还是呕吐,他们总会帮忙调整用药方案。”
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儿童颅外肿瘤,中国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,每年新诊约3000例,仅次于白血病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疾病,常规治疗5年生存率约10%-20%,部分医院达40%;而在美国,每年有约700名儿童被确诊患有该病,小于1岁的患儿生存率为95%,1-14岁的患儿为68%。其中,免疫疗法将高风险患者移植手术后的2年无事件生存率从46%提高到了66%。可惜的是,中国目前尚没有引入该疗法。
2003年,不到2岁的艾米丽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,家人将她送入了纪念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(MemorialSloanKettering),这家肿瘤专科医院在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》的年度医院评选中名列前茅。艾米莉的主治大夫是该院神经母细胞瘤项目的负责人张乃光(Nai-KongV.Cheung)医生。张医生团队为艾米莉制订了一系列组合疗法:诱导、手术、放射治疗、干细胞移植、免疫治疗和诱导分化治疗。如今的艾米莉·王现在已经是个健康的孩子。
中美新药开发审批的时间差
对于神经母细胞瘤这种罕见癌症,美国各家医院和研究机构也投入极大,新疗法层出不穷,其中包括美国药监局于去年批准上市的CH14.18疗法,此外,费城儿童医院发现抗癌症靶向药克唑替尼(Crizotinib)也有显著效果。
克唑替尼由辉瑞公司生产,在美国的上市时间为2011年8月,在中国则是一年半后的2013年2月。虽然滞后了一点,总好过没有,相比之下还有大量早已在欧美广泛使用的癌症类药物,要么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市,比如目前一种能预防癌症的药物——宫颈癌疫苗;要么售价远高于美国,比如包括格列卫(慢性白血病)、易瑞沙(非小细胞肺癌)和赫赛汀(部分胃癌、乳腺癌)这类靶向药。这导致杨莉这样的病人只能前往香港买药,或者远赴美国看病。
事实上,中国的一些医院对治疗部分肿瘤已经拥有相当的经验,少数生物医药公司也研发出了的药物,预计在两三年内就可以通过试验获准上市。但中美癌症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,中国医院的治疗不够人性化等问题,仍然是中国患者不得不面临的困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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